晋阳古城遗址公园内的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
以五代十国为背景、讲述吴越国“纳土归宋”故事的历史题材剧《太平年》，自1月23日起在央视、地方卫视及知名网络平台持续热播。观众在追剧之余，也主动了解起那段时期的历史知识。
剧中，“……这是河东晋阳军的编制”“一支是晋阳刘知远……”“邺下降了，晋阳却未降”等台词中反复出现的“晋阳”，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
晋阳，正是如今的太原。那么，这座城市缘何能成为王朝更迭关键时刻的“隐形主角”？
晋阳，三个王朝的发轫之地
热播“出圈”的《太平年》，让居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在五代十国的版图上，晋阳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权力坐标。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君主，均以晋阳为根基登上皇位。而这一切，要从晋王府里那个托孤的夜晚说起。
公元908年，晋王李克用在晋阳城病逝。临终前，他把这座城池和河东基业交给了23岁的儿子李存勖。
彼时的晋阳，是河东节度使的治所，是李克用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但也正是在这座城里，十二位养子各拥兵权，与李存勖并称“十三太保”；叔父李克宁总揽军权，暗流涌动。
得益于宦官张承业的支持，李存勖才将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此后十余年，他北却契丹、东灭后梁，923年称帝建立后唐。晋阳作为其创业根基，地位尊崇。
然而，称帝后的李存勖沉迷戏曲、猜忌功臣，仅仅三年便众叛亲离。926年，他的心腹大将李嗣源——也就是后来的后唐明宗——被派去平叛，结果军队哗变，倒戈杀回。李存勖死于流矢。
李嗣源称帝后，其女婿石敬瑭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驻守晋阳。李嗣源死后，政局骤变。养子李从珂夺位，对石敬瑭百般猜忌。困守晋阳的石敬瑭，孤城被围，生死一线，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公元936年，石敬瑭向契丹求救，条件是认耶律德光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铁骑南下，晋阳之围遂解，后唐灭亡。石敬瑭在契丹册封下登基，建立后晋。但从晋阳城走出去的这个皇帝，从此背上了“儿皇帝”的千古骂名。
后晋被契丹所灭后，坐镇晋阳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趁中原无主之际，站了出来，并于公元947年在晋阳称帝，建立后汉。
得晋阳者得天下
“一座晋阳城，半部五代史”，此话并非虚言。
随着剧情的推进，“晋阳”一词频频出现，许多观众不禁思考：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帝王为何都从晋阳起家？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太原市文物局在4月中旬推出了“五代风云晋阳华章”系列讲座。
4月11日上午，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报告厅内，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常一民在其主讲的《五代风云晋阳华章系列讲座——五代十国的太原》中指出，太原的崛起并非偶然，“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是其最精准的写照。
这种特殊的军事政治现象，始于唐朝末年。公元885年，因平定黄巢之乱有功，沙陀部首领李克用被封为河东节度使，后进封晋王，从此割据太原近三十年。这里提到的“河东节度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头衔。
在晚唐至五代的乱世中，谁掌控了河东，谁就掌握了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从李克用整合沙陀部族与本地剽悍民风组建的“鸦儿军”，到其子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再到石敬瑭、刘知远相继以此为根基南下建国，太原成为五代时期多个政权开国君主的起兵之地。
而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植根于晋阳的地理禀赋之中。晋阳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盆地北部，曾是唐、后唐、后晋、后汉等王朝的北都。其四周险要的地势，构成了一套相对独立且完整的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太原府及其周边这一完备的防御屏障，河东节度使在势力衰弱或争雄受挫时，才得以固守根基、保全实力。
晋阳城的千古悲歌
在中国历史上，晋阳因其独特的军事价值与割据传统，令统一王朝的君主格外忌惮。北魏以来，这里便是北方重要的军事重镇。
公元947年，契丹灭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手握精兵，却按兵不动整整两个月。面对部将请战与幕僚质疑，他只答了九个字：“晋阳在，天下终归我有。”这并非狂言——彼时晋阳城内，存粮可支十年，军工作坊日夜不歇，最关键的是，这座城以其城防之固，令敌军极难攻克。刘知远赌赢了：契丹被迫北撤，他从容起兵称帝，建立后汉。
然而，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只延续了四年。950年，后周建立，刘知远的弟弟刘崇据守晋阳不降，延续汉祚，史称北汉。这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也是最顽强的一个。从951年到979年，北汉以晋阳为中心，与后周、北宋对抗整整二十八年。
979年正月初，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围攻晋阳。攻势从春天持续到夏天。宋军昼夜攻城，城头箭矢如雨。这场悲壮的抵抗坚持了五个月，直到城中断粮，主将杨业不得不向皇帝刘继元力陈“守孤城不如全百姓”。
随着刘继元开城请降，北汉覆灭，五代十国最后的割据终结。但攻下太原的赵光义，对这座具有强烈割据传统的城市恐惧至深，兼信“参商不两立”的星象之说，竟下令火烧全城，次年又引汾水淹灌废墟。这座以易守难攻著称的军事要塞，最终亡于胜利者的恐惧。
“钉子户”为何被连根拔除？
这个在辽宋夹缝中存续28年的小国，为何始终不肯“纳土归宋”？
4月18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晋阳古城研究所所长龙真在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二号建筑基址，以《五代风云晋阳华章系列讲座——寻迹晋阳》为题作分享时指出，其根源一半是国恨家仇，一半是辽国的胁迫，更掺杂着对皇权的扭曲贪恋。
国恨方面，北汉视宋为后周的延续。后汉灭亡时，权臣郭威杀北汉开国主刘崇之子刘赟。赵匡胤虽篡周，却是后周最受信任的禁军统帅，黄袍加身后几乎全盘保留后周官僚。在北汉眼中，宋朝不过是仇敌换了“马甲”，早年沙场刀兵相见，仇恨从未消解。
辽的胁迫如冰冷枷锁。刘崇为求生存，向辽约为“叔侄之国”。继位者刘承钧因出兵反宋未先向辽汇报，遭辽使严厉痛斥。惊恐之下，北汉厚礼纳贡，并将皇室子弟乃至亲子送去为质。辽需要这个缓冲地带，北汉得以维持皇权，实则沦为附庸。
在常一民看来，这一现象也与当地民风密切相关。作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交往和冲突的核心区域之一，晋阳城先后有匈奴、鲜卑、羯、突厥、沙陀、契丹等少数民族在此定居。长期战乱的磨砺，造就了居民“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的特质，故而“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
晋阳城被焚，吴越却纳土。两条路，两种结局。
一座城以最悲壮的方式被赵光义从地图上抹去，吴越之地以最和平的姿态将繁华延续千年。
或许这正是《太平年》留给今人的启示：真正的太平，从不靠坚城固守，而在顺应一统的抉择。吴越王钱俶交出的不仅是版图，更是一个战乱时代终于落幕的答案。 记者 梁耀华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