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武瑞雄 文：李亚刚 王琪琪

　　两年来，尚华（化名）为了那笔拖欠的工资款东奔西走。作为36名农民工选出来的代表，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可是，虽然人社部门作出了“责令支付工资款”的决定，但建筑公司又把人社部门给起诉了。
　　由于几方说法差距太大，却都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官司一路打到了晋城中院。尚华无奈地说：“我们不懂什么叫证据，我们只知道干了活就应该给工资。”
　　2025年12月16日，晋城中院的钱玉霞法官受理了这起案子。她在翻阅卷宗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起因欠薪纠纷引发的行政处理案，背后还隐藏着种种问题：建筑公司的工程经过转包、分包，责任难以厘清；包工头找不到踪迹；涉及农民工诉求的调查取证困难重重；关于施工内容、工资数额等，建筑公司与农民工表述不一致。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两年来，36名农民工两次向人社部门投诉，这起行政案子历经一审、又到二审，让农民工追薪陷入“举证难”的困境。“施工已经超出了合同范围，而且工资数额对不上。”“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干了活，应该拿到的工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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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庭审时，建筑公司、人社部门和农民工代表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面对各方截然不同的说法和几乎无从下手的一笔糊涂账，钱玉霞明白，“依法作出裁判难以解决实质问题，农民工还会继续踏上维权路。这个案子的根本是要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一定要下功夫调解。”
　　于是，钱玉霞制作了一张特殊的表格，将36名农民工的姓名、工资数额、目前状况逐一列出，用不同符号标记：画“黑色问号”的是联系不上、情况不明的农民工；画“蓝色圆圈”的是已经初步接触但争议较大的；而她最希望看到的，是代表已核对清楚并成功调解的“红色三角”。
　　这张表格成了钱玉霞的“作战图”，她的目标很明确：清除所有“问号”，转化所有“圆圈”，让“红三角”画满每一个名字。
　　调解第一步，就是寻找本案的核心人物——包工头王大发（化名），但王大发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整整一周，钱玉霞一遍遍拨打那个电话，当电话终于接通后，希望却再次落空。
　　王大发称自己很少去工地，都是委派技术员陈强（化名）具体管理，关于工人的考勤、工作量、工资等，他一概不知。而陈强已经病逝，线索就此断了。
　　钱玉霞迅速调整调解方案，决定组织农民工和建筑公司两方逐一核对。然而，新的难题来了：这36名农民工分别来自贵州、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如今分散在各地，无法全部到庭。
　　“那我们就把调解‘搬’到线上。”钱玉霞和团队采取了“线上+线下”的模式：本地的农民工就到法院当场核对；外地农民工通过视频连线，一帧一帧确认施工场景、一点一滴回忆工作细节。
　　经过二十几轮的沟通，钱玉霞表格上的符号发生了变化：一些“黑色问号”变成了“蓝色圆圈”，一些“蓝色圆圈”在事实厘清、互谅互让后，变成了“红色三角”。
　　让钱玉霞印象深刻的一场调解，是对那位已故技术员陈强的薪资确认。他的妻子从河南赶来，一见法官，眼泪就扑簌簌掉了下来。为了给丈夫治病，她掏空了家底，如今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这笔拖欠的工资也是她的一个指望。
　　那天的核对、调解工作持续了近6个小时，当陈强的爱人在调解协议上按下手印，当场就收到工资转账时，她那张黯淡无神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将“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置于重要位置。人民法院需要立足主责主业，将重大部署转化为定分止争的实践。钱玉霞深知，她笔下的每一个“红三角”，都是这份民生考卷的答案。
　　调解工作从去年12月26日开始，一直持续了2个多月。随着调解的深入，钱玉霞表格上的“红三角”越来越多。
　　今年3月10日，春暖花开之时，她表格上的最后一栏终于也变成了“红三角”。36名农民工、77.5万元工资款，全部调解并履行完毕！
　　纠纷圆满化解，尚华流着泪说：“钱法官，真没想到，为了我们36个人，您会下这么大功夫！我代表所有农民工，谢谢您！”
　　3月20日，建筑公司负责人也专程送来了锦旗，他坦言：“钱法官，佩服您，这钱我们出得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