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春，太行山南麓的阳城县寺头乡，万亩桑园萌发新绿。蚕农桑守拙（化名）站在田埂上，粗糙的手指抚过嫩芽，突然红了眼眶：“要是孙书记能看见现在的桑田，该有多好……”他口中的“孙书记”，是43年前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曾任阳城县委原书记的孙文龙。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阳城、武乡、屯留百姓口中，至今仍然流传着孙文龙清贫生活，大力发展蚕桑事业，把全部精力和心血用在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上的诸多故事。当记者重走孙文龙奋斗过的土地，翻开泛黄的《晋城市志》《阳城县志》《武乡县人物志》《屯留县志》，触摸那些浸透着汗水的桑树，一个用蚕桑改写贫困命运、用生命践行初心的共产党人形象，愈发清晰。
石碾旁的叩问：共产党人该留下什么
在寺头乡，至今有人保存着1961年的账本。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当时交售蚕茧的收入。“那年，我们全家靠养蚕第一次穿上新棉袄。”一位老人摸着账本，仿佛又看见那个背着粪篓奔走在田间地头、蹲在石碾旁和村民算账的公社主任。
时间回溯到1958年3月，27岁的孙文龙从文敏乡（今次营镇）调到寺头公社（今寺头乡）任主任，面临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寺头：全乡地处偏僻，地广人稀，生产条件落后，鸡和猪没有，连耕田犁地的大牲口也寥寥无几，冬春两季青黄不接。孙文龙为了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自己干脆从公社食堂下了灶，带着口粮，到乡里最贫困人家吃派饭，一天两顿树皮草根充饥，晚上喝开水治肚胀。
“老百姓不仅要有粮吃，更要有钱花 。”当时，搞经济别人想都不敢想，孙文龙却开始琢磨。这个曾在省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人成立了“老农参谋部”，做出了改变太行山百姓命运的决定：要让黄土地长出“金叶子”。
桑陌间的突围：三县织就的锦绣山河
在位于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的孙文龙主题公园，孙文龙生平事迹展览馆内玻璃展柜中陈列着三件特殊展品：一双磨穿千层底的布鞋、一把刃口微卷的桑剪、一个漆面斑驳的军用水壶。它们以沉默的姿态，串联起一个共产党人二十余载跋涉太行、破茧成蝶的岁月长卷。当春日暖阳透过窗棂轻抚这些“老伙计”，恍惚间似能听见布鞋丈量荒山的足音，桑剪裁开冻土的脆响，水壶摇晃出为民解渴的叮咚。
七株桑苗点亮星火。1958年仲春，28岁的孙文龙赴任寺头公社主任。行至董家岭，他与蹲在地头嫁接桑枝的“土专家”成兴安相遇。老农布满茧子的手掌托起几片桑叶：“这绿叶子能顶三斗粮哩！”一语惊醒梦中人。次日，公社大院里竖起七株试验桑苗，孙文龙拜师学艺的身影惊动四邻——堂堂公社主任竟挽着裤腿挖树坑，晨露未晞便蹲在桑苗前记录生长。在“人都吃不饱，还养什么蚕？”“北方旱塬哪能学南方？”质疑声中，这场充满艰辛的“绿色革命”突围成功。3年后，孙文龙带领群众创下奇迹，寺头桑树由2400株发展到31万株，成为阳城蚕桑发展基地。1974年担任阳城县委书记后，孙文龙将蚕桑之火燃遍阳城。他提出“头年栽桑，二年养蚕，三年蚕茧翻一番”，足迹踏遍全县25个乡镇501个行政村，带领农民栽下上千万株桑树，使阳城桑茧产量位居山西之首、华北之冠。至1980年，阳城已成“华北蚕茧第一县”，千万株桑树织就的绿网，让昔日“十年九旱”的贫瘠之地蜕变为“满山白银”的沃土。
黄土地上破冰之战。原晋东南地委为了推广阳城的栽桑养蚕，1977年6月，孙文龙调任武乡县委书记。他白天一个一个大队跑，晚上一页一页县志看，当他在县志中了解到武乡历史上曾经“十里桑麻遥带郭”后，便决心把推广蚕桑作为主要工作，从外地请来蚕桑专家为县委常委上蚕桑课，组织500多名基层干部分期分批到江浙和阳城、沁水等老蚕区参观学习，使武乡兴起“蚕桑热”。1979年11月，武乡派代表出席全国蚕桑工作会议，代表登上全国蚕桑工作会议讲台作了经验交流。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武乡的桑蚕经验作了专题报道。
百日攻坚织就旗帜。原晋东南地委为了“再树一面兴桑旗”，1980年10月，调任孙文龙到屯留县任县委书记。此时，他的肝病反复发作，医生在他肝区摸到拳头大肿块，他却把诊断书锁进抽屉，不顾病痛和妻子、儿女们“先住院，再工作”的请求，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到屯留，他就提出了“兴桑养蚕奔富路，力争太行变苏杭”的致富方略，栽桑养蚕迅速在屯留全面展开，使蚕桑业成为屯留人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攻坚战中，屯留桑园发展6000亩，养蚕1500张，产蚕5万公斤，比上年产量增加12倍，成为晋东南中部的一面兴桑旗。他亲自蹲点的五里庄村也成为华北蚕桑第一村。1982年3月16日，孙文龙5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了太行山上几十万亩桑园和华北最大的蚕茧生产基地。
粗瓷碗里的乾坤：百姓心中的天平
在采访中，记者收集到两组震撼的数据：孙文龙任职期间推动修建的2300多项大小水利工程，有的至今仍在使用；而他生前居住的县委宿舍，唯一值钱的“家具”是装满蚕具的旧木箱。这种强烈的反差，构成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精神丰碑。
“叔虽然没有给我们办事，但他是个有大爱的人，这辈子值了。”侄子孙国林曾这样说。孙文龙当阳城县委书记时，月工资72元，妻子儿女都没工作，全家5口人，生活拮据，常常闹粮荒。1976年年底，县委机关将孙文龙评为困难户，孙文龙拒绝领救济款；老家房屋透风漏雨，一拖再拖，家里人擅作主张修了半截，被孙文龙叫停；孙文龙因肝病在孤堆底养病时，炖肉罐里半罐玉米粒被人误以为是肉；孙文龙入殓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穿了一身旧军装……
但在蚕农桑守拙的记忆里，孙书记的“包里”永远鼓鼓囊囊：“1973年，阳城大旱，孙文龙组织车辆到河南购回100万公斤红薯渣，帮群众渡过了难关；1975年，孙文龙到西冶水库工地检查时，发现有个民工光着双脚调石灰。孙书记非常痛心，当即就把民工负责人叫来说：‘你们把鞋脱了，光着脚站到石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说完从自己身上掏出5元钱，让负责人马上去供销社买一双鞋，送给这位民工。”
1982年，孙文龙病危之际，时任武乡县副县长的曹明魁来看他，孙文龙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不顾病痛的折磨，询问了武乡蚕桑发展的情况，接过曹明魁给他带来的蚕桑资料看了又看，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还不忘用微弱的声音要曹明魁替他告诉段书记（指段国廷）养蚕的任务没有完成，一定要把武乡的蚕桑抓到底。
茧光永耀：新时代的桑田答卷
现在的阳城县，全县桑园面积3.7万亩，桑树总资源达到3851.21万株，年养蚕3.3万张，产茧158万公斤，收入8995万元，全县养蚕户6473户，户均收入超万元。而在有着华北蚕桑第一乡美誉的阳城县寺头乡——这个曾被孙文龙用七株桑苗点亮的土地上，张家庄村的“桑王”依然枝繁叶茂。“孙文龙给阳城留下的不仅是产业，更是把冷板凳坐热的韧劲。”几十年来，传统桑园多次遭遇市场波动，但阳城县蚕桑产业一直健康发展。目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现有缫丝企业3家、丝绵被加工企业10余家、桑葚饮品厂2家、桑叶茶生产企业4家、桑枝食用菌生产企业和家庭农场30余家，桑叶宴、桑果酒、蛹虫草、蚕砂枕等副产品开发也初具规模。桑园采摘、蚕桑研学、茧丝文创等现代蚕桑文化日益兴起，初步形成了蚕桑资源多级利用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蚕桑综合产值超过3亿元。
夜幕降临，寺头乡“华北蚕桑第一乡”附近的广场亮起灯带。车内的屏幕上，此刻正在播放着蚕桑非遗人舞动的蚕桑舞，恍惚中，模糊了的图像仿佛与历史中的某个身影重叠。离开时，同行的小张感叹：“孙书记就像蚕宝宝，把苦楚吞进肚里，给人间吐出锦绣。”
后记：
在结束采访返程途中，记者特意前往阳城县孙文龙主题公园。公园内一株桑苗破土擎露，恍若当年孙文龙披蓑踏勘倔强身影。泛黄的《孙文龙日记》一段话被红笔重重勾勒：“身为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穿的是劳动人民的，吃的是劳动人民的，不为劳动人民着想，不为劳动人民办事，良心何在？”
43年沧桑巨变，太行山的沟壑间依然回响着这样的叩问：为什么总有人愿做“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傻子”？为什么总有些故事历经岁月冲刷愈发璀璨？当我们凝视孙文龙用生命织就的蚕桑锦绣，答案就在这永不褪色的初心密码里——那是对土地近乎执拗的深情，是对百姓融入血脉的牵挂，是一个共产党人对信仰最炽热的诠释。 记者 牛志军